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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崇高  3
作者:  出处:  更新时间: 2011年05月09日 
在殷维翰先生家,我看到了徐邦梁给殷维翰刚刚寄来的一封信,他称他为“殷公”,信上说:“当年测勘处只有五六十人,财力亦较薄弱,并且工作条件很难,但取得的成果是丰硕的,为全国地质找矿勘探奠定了基础。我以为主要原因是有一位博学多才的专业领导,谢先生能正确的指导找矿方向,思路新颖,这是后来的领导都望尘莫及的……”
谢学锦月山归来后,在一个学术会上报告了他们的发现。这个发现当时并未引起大的震动。最先给予这个发现高度评价的是一个日本人。此人叫筱田恭三。日本侵华时期,有不少日本学者、技师被派到中国的工矿,搞经济侵略。筱田恭三就是其中的一个。日本投降后,谢家荣从日本技师里挑了几个有学识的人来矿产测助处“为我所用”。筱田恭三是从马鞍山铁矿挑来的。谢学锦是在一九五一年的冬天报告他的月山之行的,筱田恭三听了他的报告之后,他对谢学锦说;这是最了不起的发现!理论与实用的前景都不可估量!还说,以后你去哪里,我都跟着你,我想跟你们一起干。那个会议没过几天,“三反”来了,谢学锦也中断了他的化探实验与考察。筱田恭三是外国人,没让参加运动,他便一个人沿着长江跑,在许多铜矿区都发现了海州香薷的分布,并写了报告。但由于当时人们对化探认识不足,他的报告没有引起重视。后来,他申请回日本了,“三反”运动他没参加,但把他吓坏了,回日本后他写了篇文章,对谢、徐的发现极尽赞赏,并预言中闯一个新学科的诞生。这是国际学术刊物对中国化探作的首次反应。我已多次使用“首次”,没办法,我们干什么都喜欢“首次”喜欢“第一”,科学上如此,搞政治运动也是如此,第一个点名,第一个揪出,第一个关押……殷维翰在“三反”运动中就是这么个“第一”。他第一个被点名,第一个被揪出,第一个被关押。下面,是我对殷维翰先生这位“第一”的采访记录。
我一九二九年考入中央大学化学系,进校后听说地质系是专门学开矿,那时我满脑子国富民强,想搞实业救国,我就转到地质系。我认识谢家荣是一九四二年,那时我在昆明炼铜厂。一次,我去调查一处铝土矿,在那里碰到了谢家荣,他也是去搞铝土调查的。从那时起,我们就有了接触。我早就知道他,听说过他治学为人的许多传奇式的故事。抗战胜利后,谢家荣写信给我,邀我去南京他那里工作。一九四六年我去了南京,成了他的下属和同事。我越发佩服他了。他一点不俗,聪明绝顶、能博采众长,对新思想新理论接受很快,人又开朗,笑起来像个小孩,天真极了,笑得一点不像大人更不像大学者,胸无城府,做什么都坦坦荡荡,不做假。工作很认真。他喜欢的人是工作型的,不喜欢不工作的。对人从不绷脸。他比较信任搞技术的,总务科长这类角色也要技术人员干。我就被他硬拿着去当了几年总务科长。他从不占公家的一分钱的便宜,我当然也不占,也用不着讨好他。他文笔非常好,又快,中外文都好,能用英、德、法文写作,像中文一样得心应手,还能读俄文。他的文章很有文彩。他本来是以煤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后来他在金属、非金属、石油诸领域都做出杰出成绩,其涉足之广学识之全面,国内地学界没有第二人。常常能提纲挈领,抓住要害,高屋建瓴,迅速占领阵地,组织突破。我当总务科长时,正是国民党政府给我们经费极少的时候,我们要活下去,工作还得做好,我们就只好拿技术拿我们全国独一份的能耐去搞有偿服务。这就有了些钱。这钱,也给我们埋下祸根。解放前夕,谢老组织我们把资料把设备转移到一个美军不用了的仓库,是为新中国保留下财产呀,也成了大祸,说我们是转移赃物。矿测处的上司原为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那时我们写资源委员会通行用英文缩写:
NRC,这三个英文字母更是遗祸不浅,说是特务集团的代号,闹得不可开交。南京市也很奇怪,解放后大大小小的特务机构都挖出来了,为什么NRC这么大一个特务组织竟没查出
来?这当然是内部掌握,说我们是特务集团时
并不出示NRC三个英文字母,不然一句话就
解释通了。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又提此事。地
质部一位主要负责人在大会上讲NRC,我们
才知道这特务组织是怎么回事;但还是不容
我们分辩,只是一个劲地追问图章是什么样,
会徽是什么样。当他们终于明白NRC是资源
委员会的英文缩写后,却一点不觉得自己有多
荒唐,反而更上一层楼,说资源委员会也是反动
的,是国民党的走狗机构。直到一九八三年,中
央下达文件,明确指出“在大陆的原国民党资
源委员会的全体员工在护厂、护产、迎接解放
方面是有功的”之后,这个问题才最后厘清。

我被揪出来时就明白,他们是冲着谢家荣
先生来的。在政治上找不出谢老多少污点,就
在金钱上开刀。但谢老的名气大,又不好动
他,就想先扫外围,搞顺藤摸瓜。没有确凿的
实事,动了谢老是交待不过去的。在中央,欣
赏谢老的不只一两个人,搞错不得的。我的确
没贪污,一分钱也没有,谢老更不是那类人。
可几搞几槁,竟搞出上百亿上千亿的贪污罪来
了。别人顶不住了,我还死顶,绝不承认。我
当时想,我今天如违心承认了,过了这一天,
我以后怎么做人?这辈子是否就要撒谎、骗人
下去,以此反过一生呢?我受不了的,痛苦大
大。如果因为不承认我被打死了,被枪毙,也
就算了,我也解脱了。因为在这种不讲理的局
面下生活是没法过的也没有必要过的。我下了
决心不说一句骗人的话,不写一句骗人的话,
我还真有点大义凛然,心里不害怕。那时我四
十岁,头一次经受此等场面,在一间小房子
里,我站在一张桌子上,双手举起,一站几小
时。说完又拖下来打,八个人打我一个,边打
边踢,踢了这边踢那边。后来又关到另一个地
方,也关了别的人。冬天,我赤着脚挑担子,为
被隔离的人挑伙食。那冷那气氛,大喇叭喊,
历数我的罪行。我很奇怪,要打倒一个打倒就
是,何必搞人格侮辱呢?还弄些群众围着你
骂,吐唾沫,要彻底摧毁人的自尊心和自信
心。我不敢说所有的人对我都恨,但我没有仇
人。我一直没怪过他们,他们受人调派的。几
十年来,经常碰到过去那些唾过我的人,见了
我就说对不起。我说,我不怪。真的不怪,人
都有弱点,人性也有弱点,人谁不想安全不想
活命呢。我被宣布逮捕后把我父亲从上海弄
来,要我坦白,把我才读小学的女儿也动员起
来,给我写明信片,宣布不坦白就脱离父女关
系,连一点天良也不讲了……有人还向我暗
示,只要我一承认,谢家荣就要拉回南京挨
斗。我至今不明白的是,他们为什么动员这么
大的力量煞费如此的苦心搞谢呢?也许是有人
很不高兴谢,他在学术上太强,找矿成果太
多,人生太好吧?那又是谁呢?谁又能有此能
耐呢?这个悬案留待后人吧!好在谢家荣已是
个历史人物,是历史,后人自会有评说的。
我深感安慰的是我没有辜负谢家荣先生当年
对我的信任。
殷维翰的案子的彻底平反在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日,是地质矿产部政治部作出的。为此,地矿部政治部进行了大量工作,作了反复查证,最后行文称:“纯属错案,应予正式平反,并消除影响。”
在拜访殷维翰先生之前,我已经向谢学锦了解过他在“三反”中的经历了。是在乌鲁木齐。乌鲁木齐的夜晚虽然寒风嗖嗖,但没有人事的干扰,很适合聊天。还是把我的记录抄在下面吧,它比我叙述更简洁。

我刚刚在中国地质学会的大会上报告了我
与徐邦梁月山考察与野外工作的成果,心里很
热,想不到马上就被打入了冰窖。“三反”了,
报纸出来了,我很坦然。我们一向清廉,而且
就我个人来说,我来测勘处时间短,从来也没
沾过钱财。打虎队一进来,我才吃了一惊。化
验室的有位同志对我说,我们从美国进口的药
品里有两小瓶白金化合物,清单上有,仓库里
没有,怎么办?那药品清单在上海压了几个
月,有些看不清,他说干脆毁掉。我说不行。
他怕极了,就用稀硫酸涂了一下。第一个被揪
斗的是殷维翰。大家平常都很好,突然翻脸不
认人了。我很难过,感到殷维翰怎么受得了。
一次斗完后,我回到家心里很不安,我便叫了
辆人力车去了他家。那时下倾盆大雨,他家住
南城,好远。我是去安慰他的,也向他说明共
产党的政策。我自认为与党的关系密切,又一
向是进步分予,所以我以为我的安慰和说明会
对运动对殷先生有好处。过了几天,运动越来
越激烈,唾人打人,乌烟瘴气。我想我应站出
来说话了,我便去找打虎队长×××(即南京
市府秘书长),我讲了我个人的经历,也讲了父
亲的经历,讲了殷维翰的为人,说他决不会贪
污。我还把化验室那位同志用硫酸涂抹清单的
事也讲了。我说那位同志肯定没拿那两瓶白金
化合物,不然,他不会跟我讲这事,更不会当着
我的面涂抹。是运动的气氛不正常,弄得人人
自危,弄得没错出错。我把那位秘书长当一家
人了。一到运动。人与人不再有信任。这是多
次运动给我的教训。运动中你跟领导交心,他
总是和颜悦色,但第二天他就变脸了,他自己
作红脸,让下面的人作白脸。有一天,打虎队
突然要我承认,说我与应维翰订了攻守同盟。
说我冒着大雨去了他家,不订攻守同盟会冒大
雨去吗?说不把内幕交待出来就不准回家。这
样,我就被关起来了。

不久。在南京大学召开了个大会(即新华
日报报道的那个当场逮人的会——作者注)我
们一群是蒙着眼睛拉去的。

我也被斗。在回来的路上,有人叹息,跟
着谢家荣干事,倒大霉了。在会上在一片吼叫
声中。我也跟着胡说八道。别人说一亿,我也
说一亿,别人说一百亿,我也说一百亿。唯独
段维翰不跟。殷先生,是我见到的骨头最硬的
一个人。我眼看着他被铐上拖走了,我猛然感
到天塌地陷。我幻灭了,整个幻灭了。回来
后,我被关在三楼。我把床单撕成条子,连结
成绳,从窗口吊下去。布条断了,摔到地上,
留下了终生的腰痛。我躲开岗哨,翻墙而过,
找了部人力车回了家。我想拿点衣服后就此离
去,去哪里我不知道,反正得离去。李美生见
我吓了一大跳,坚持送我回去。天刚亮,我就
回去了。官方还不知我逃跑的事,这下知道
了。又不算我“迷途知返”,罪加一等。运动进
入退赃阶段,打虎队才慌了手脚,哪来赃?到
哪里去弄几百几千亿的赃?后来,我们解脱
了,我也听到了解脱我们的说法,你们没问
题,但打你们是对的,谢家荣没问题,但谢家
荣爱好黄金。王植没问题,但王植捣腾袁大
头。没有给殷维翰一个说法,我想,在殷先生
的人格面前,他们感到了渺小吧……
我在段维翰家吃过两顿便饭,是殷先生他妻子王定权亲手做的。她的菜做得很好,她做的红烧肉一点不腻。她从我的口音知道我是湖南人,不仅做了红烧肉,还准备了一瓶辣得吓人的辣椒酱。我问她为什么认为湖南人就一定爱吃红烧肉和辣椒,她说她在湖南生活过,抗战时期哪。她说从书报上看到毛主席喜爱这两样东西。我说,那我就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了,于是红烧肉我吃得很多,辣椒也吃得很多。她笑了,微笑,她难得说一句话。我与段先生交谈时她都避开,在另间屋子里做她的事,一点声响也不发出。吃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亲手做的饭,于我是一份少有的福气,但也给我的心理带来难以言喻的重压,用一句湖南话说,叫“造孽”。吃饭时我突然向她建议:您也许应当请一位保姆。她说,不必的,我还能动,动动好。她笑了,还是微笑。想倒她与殷先生此生此世的患难与共,她此时此刻的宁静淡远,我忽然想,这难道不是某些轰轰烈烈者追寻一生终不可得的一种人生境界么?她还写得一手好字,我得以观摩其字,还是因了殷先生保存的当年他在南京坐牢时她写给他的许多信。信的开头句:维翰夫;结尾句:妻王定权。信里谈的是家常,报的是平安。“家中大小均好勿念”。信封上的字写得更为工整:本市:老虎桥南京市监狱0234号。她一写就是七个月,那个0294号。近年来,有几家报刊刊出了几篇他们夫妇艰难扶助、相濡以沫的感人故事,有家刊物还在封面刊出了他俩的彩照。他们家的墙上挂满知名或不知名的人物写给他们的条幅。而我只想借用她写给“0234”信中的那句话,向关心他们的读者报个平安;家中大小均好勿念
“三反”之后,谢学锦经历了一生中最为艰难的一年。那一年,比较日后的反右,日后的“文化大革命”,他的日子更难将息。他经历的是一种比肉体的死亡更难以承受的幻灭。他不再相信什么,他只相信自己的常识判断了。以后的运动,其规模,其对人的摧残程度要大得多,但以后的运动,谢学锦用一句话把它打发掉了:人还在,心不死。只要心不死,日子就过得下去。谢家荣死于“文化大革命”中,他首先死去的是那颗心。“文化大革命”对谢家荣和谢学锦父子,在这个意义上讲,是不一样的。或者说,他们的承受力不一样。甚至可以说,是“三反”运动救了谢学锦,使他在生命最强旺的年岁去接受“幻灭”的洗礼。那时,他还不到三十岁。到了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时,他已经有经验了,知道如何对抗“幻灭”了。谢家荣的幻灭,却比他晚了好多年,直到“文化大革命”才真正出现。这时,他已是六十八岁的人了,承受能力不可跟三十岁左右的人好比了,他挺不过来了,他振作不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谢学锦比他父亲“成熟”得早些。
一九五三年,地质部在北京筹组化探研究室,这个研究室就是现在物化探研究所化探部分的前身。谢学锦接到调令,让他去那个研究室报到。那个研究室的成立,标志着地质界对化探作为一个新兴学科的首肯。这无论对化探事业还是对谢学锦个人,都是一个极好的机遇。但那时的谢学锦正心灰意冷来着。那个机遇对他一点不具挑战性,更无诱惑力可言。在这以前,大连的友人邀他北上大连,他们希望他换换环境,他们知道他在南京的遭遇。他没去大连,他连离开南京换换环境以此振作的欲望也没有。在乌鲁木齐,他对我说:那时不想动,哪里都不想去,不仅仅因为惰性。他不知道他未来将干什么,他在南京得过且过,不得过就不过。他像害着大病。他知道病因,却找不到药物或不去找药物。
就在这“最难将息”的时分,他的父亲来信了。来得正是时候。
谢家荣在信中说:你发表在地质通报上的关于海州香薷的文章我看到了。你成长之快令我吃惊,也令我极为欣慰。你可以把地球化学当作你终生的事业了。我相信我这个判断,中国的化探刚刚起步,前景不可估量!希望你再学一门外语,最好是俄语,苏联的化探科学很有实力。你学好了俄语,将如虎添翼。
这封信谢学锦保存过好多年,“文化大革命”中才销毁。谢家荣一本又一本的日记,也是在“文化大革命”被销毁的。谢家荣的许多往来书信,有些是被销毁的,有些是被抄走的。一九四八年南延宗为谢家荣写的祝诗的墨迹即那首“高山安可仰,当世一名贤”就是被抄走了的,至今不知下落。
谢学锦到北京后,他的“幻灭”期便宣告结束了。他不仅生机勃勃地投入了工作,而且学开了俄语。学了三个月,他就着手译书。在他的著译目录里,就有两本苏联学者的专著。在乌鲁木齐,我的一位朋友请谢学锦吃饭,还请了我的另一位朋友作陪。这位朋友是个作家,大学读的是俄语,席间听我说说学锦自学三个月之后就翻译了两本俄文著作并出版了,便大感惊讶,站起来就向谢学锦鞠躬。谢学锦说:我那时缺钱用,搞点翻译聊补家用。我那朋友说:谢先生还真幽默。谢学锦说:我是小幽默,生活才是大幽默!于是,席上便有人叹道,这充满大幽默的生活,而且还“啊”了一声。
苏联已经瓦解了。说苏联已经瓦解已不犯禁。时光倒退几十年,如果有人说有一天苏联可能瓦解,他就得倒霉,生死存亡那类霉。苏联,曾经是中国人政治生活中一个难解的“情结”,或日“怪圈”。
一九四九年以前,想要给谁定罪,说声“他是领卢布的”就够了。一九四九年以后,特别是“反右”运动中,只要指出某某对苏联乃至某位个别的苏联人不太恭敬,政治生命便结束了。而在较长的一段好日子里,中国人把政治生命是看成一切。到了赫鲁晓夫时代,情况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转弯。“文化大革命”中。无数中国人又为苏联吃了大亏。谢学锦跟我谈起他父亲与苏联人的一段“渊源”时苏联已经瓦解,在他在我都没有犯禁的感觉。那是在乌鲁木齐:“苏联有很强的地质科学实力,但那时派到中国来的有一些是半吊子。这个“半吊子”印象在我父亲那里看得更为清楚。我父亲接受的是美欧教育,但从不拒绝苏联,我父亲的俄文是在解放前的几年学的,那时他就认为苏联实力可观,许多新思想新观点值得重视。与那些苏联专家比,我父亲当然一点不弱,我父亲对中国的地质情况的了解和苏联专家了解的是不成比例的。父亲自认为他的发言权很充足,但事实上,他错了,错的不是技术,不是战术,错的是政治,是战略……有一次,我看他从一架显微镜上抬起头来,指着镜片对一位苏联专家说:你自己看吧,究竟是什么,该停止争论了。那位苏联专家没去看显微镜,而是面露尴尬……地质找矿也不可能没有部署错误,但这个错误越少越好,每个错误都是以数以百万千万计的人民币作代价的。我父亲因此很难容忍那些一而再再而三的错误,于是,他便不可避兔的有忍不下去的时候……这便在战略上输理了……”
谢家荣是带着一身风尘走进“右派”行列的。那时,他刚刚从青海野外考察回京。那次的青海之行和他早两年的新疆之行,去年去世的中科院院士、著名石油地质专家朱夏著文说:
我受谢先生的教益是无可计量的。
在五十年代中期短短几年中,谢先生对我国新生代盒地油气地质工作,亦曾弹其心力。对子华北地区,谢先生首先提出了重视非构造圈闭气藏的见解……他的一生预见已获证实。……一九五五年我在新疆工作时,谢先生和黄汲清先生联袂远来检查……在克拉玛依的黑油池畔,在乌尔禾的风城里,在乌伦古河的蚊雷声中,在黄羊湖沙漠的通宵旅途中,两位前辈同我和一些更年轻的同志们一直无拘无束地热烈地讨论乃至争辩着种种问题。一股清新、自由、宽松的学术气息浸润了三代的地质学家……一九五七年的谢先生已是花甲之年了,还不辞劳苦来柴达木盆地,我陪他驰骋于达肯达板山前和达布逊盐池之畔,临别时他幽默而又严肃地对我说:庖丁解牛,心有全牛,明全局然后能务细节,不要被冰湖与马海霸绊住了,还要打运动战开拓出去!……他一生致力于中国矿产资源的开发,又一直战斗在地质科学思潮的最前沿!那年月,学术与政治是分不开的,他们是同首异体的兄弟,一体感冒,另一体必定发烧。在学术上,谢家荣是位杰出的庖丁。他的解牛,游刃有余。他那把牛刀是炉火纯青之物,然而他还不是位完整的庖丁,或者说他只是半吊子庖丁:他只明牛的全局,不明生活的全局,朱夏的文章就透露了这个消息:自由、宽松,还思潮,还前沿。“三反”运动似乎没能给他足够的教训,他不仅在工作上依然故我,殚思竭虑,而且还“战斗”!其实,生活给他朗教育是足够的,只是他没有接受教育:最初,他担任的是全国地质指导委员会的副主任(相当于副部长了);之后,降为地质部总工程师;之后,降为地质部探矿司总工程师;之后,离开了部机关,去地质科学院下属的一个研究所当副所长。之后……他在每况愈下,他在受辱,是人都看得清楚,但似乎只有他看不见,他不改初衷……有人告诉我,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他奉行的是“士可辱而不可不干工作”。只是到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来了,他似乎才记起“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古训……那十年,认识他的人都在暗暗自问:他是谢家荣么?他是当年那位“高山安可仰,当世一名贤”的谢家荣教授么?
那十年谢家荣的内心世界已无门可叩,就是得其门,我也不得而入。我所看到的是他撰写于那十年的著作目录,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五年的编年目录,刊发得最多的是一九五七年,共十二部(篇),其中大部分大概写于一九五六年。五八年两部(篇),五九年三部(篇),六0年是空白,六一年三部(篇),六二年二部(篇),六三年六部(篇),其中三部是外文写的,发在外面。六四年二部(篇),六五年一部。六六年是空白,六六年他写作得很苦,六六年写的《中国矿床学》八九年印了第一部分,等待了二十三年。他的编年里,作品刊发得最多的是一九三六年,达二十三部(篇)。
反右的前奏曲是整风,是大鸣大放。谢学锦是本单位整风领导小组的成员,他挺积极,动员大家鸣放,帮助党整风。他自己因常常要作记录错过了许多鸣放的好机会。反右开始时,他当然没得事,但他不再积极了,私下,还对被他动员因而也鸣也放终至变成了右派的人表示了悔恨和歉意。谢家荣从青海回来了。谢家荣划成右派了,还登了报。一天,地质部召开大会,在京的单位都参加了,有人在大会上一声喊:谢学锦与他右派父亲唱的是一个腔调。这一喊,就把他喊成了右派。本单位还顶住一阵,但上头却抓得很紧,终于顶不住了,匆匆给他搜集材料,上纲上线。比如,谢学锦说过大右派储安平在解放前办过《观察》杂志,《观察》办得很出名。比如,有一次;谢学锦在办公楼里高声对本单位总务科长说;怎么连个厕所也管不好?那间厕所经常污水横流,都流进走廊,别人都没发难,偏偏谢学锦要发难,他的潜台词是什么?仅仅指的是厕所吗?他针对的仅仅是总务科长吗?
而那位在台上一声喊的人,倒“的确”是受过谢学锦的气的。此公反右前刚刚从苏联回来,他一回来就听说,谢学锦对他去苏联很有意见,谢学锦说他不应去苏联代别人宣读论文,应该让提交论文的人去参加会议。就这一点小意见,他怀恨在心了。
三十四年后,谢学锦对我说,他当年没有在背后说过那人。在当年,由别人冒名宣读论文是一点不希罕的,当年没有知识产权一说。是别人对那人冒名顶替自示权威的作派看不惯了,用谢学锦的名义表示不满的。这本来是正义之举,可正是这个正义之举却招来了他大会上的一声喊。
所幸的是,谢家荣打成右派的前几年,已经利用他在地质部或大或小的头衔和在地质界的影响,抓紧做了儿件大事。石油方面的事前面已述,这里只重复一句:“必须指出,谢家荣是注意到在华北和东北平原下找油的第一位地质学家,这点一般人都不知道。”(黄汲清文)在金属矿和煤田的找矿部署上,人称“谢家荣以他深湛的学识和丰富的经验,担当布置重点矿区的勘探任务。”这些矿区是:湖北大冶铁矿,内蒙古白云鄂博铁矿,河北庞家堡铁矿,贵水城观音山铁矿,安徽铜官山铜矿,甘肃白银厂铜矿,山西中条山铜矿,陕西渭北煤田。如今,这些矿区都是规模不小的矿山城市了,因这些矿产的发现与开发带动起的其他产业也已不可胜数。武钢、包钢、白银已尽人皆知。但是,这些尽人皆知的大厂大矿,是否知道谢家荣呢?谢家荣与它们的关系是否如大庆油田、华北油田乃至胜利油田与谢家荣的关系也是个“这点一般人都不知道”呢?李四光逝世后中国最具学术权威的地质学家黄汲清在一篇文章里感慨道:谢家荣做的那许多事“对中国地质界来说”是“开天辟地”的,对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完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黄汲清还说:在当时,全国三分之一的省(区)地质方面的总工程师都是谢家荣“亲自培养出来的”。黄汲清还说:“谢家荣是中国第一个矿产勘探专家!”当年,派往那几地的人大都是他的学生(顺便说说,黄汲清也当过他的学生)。他们日后都有大的建树,其中不少人还当选为中科院院士,有的还出任地质矿产部的总工程师,成为我国地质找矿的中坚力量。
“这点一般人都不知道”的蒙昧应当结束了,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时候了。并不一定要在哪里去为谢家荣建造纪念碑,一般人知道了,也就行了。
谢家荣当右派后,很快苍老了。他虽然依然在苦苦奋斗、挣扎、著书立说,但精力已大不如前。有人著文:一九六二年,他几乎天天像上班下班一样去全国地质图书馆,一天不误。他读书,他写作,碰到熟人点点头问声好,话极少,也极少在室内走动。有人对我说,他当年望见谢先生泡在图书馆的模样至今历历在目,低着头,或读或写,抬起头,目光往回一点,久久不动,眼睛里是少见的痴呆。他当时就自问过:这痴呆是一位学者进入思考时的出神入化,还是一个被生活抛弃的老人特有的那种麻木?他说:“我说不清,我只觉得心痛,一代大师啊!”说完,他沉思了一下,像要跟谁争辩似的:“不,一代宗师!”
比起谢家荣来,谢学锦是幸运的。谢学锦当右派后,不仅没衰落,反而一步一步开创着他的事业,为他日后的腾飞奠定着坚实的基础。
关于那段时日,谢学锦在他纪念物化探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的文章里有精彩的回顾:
一九五七年物化探研究所成立时,化探研究所不足三十人。当时国内外化探的发展正是处于萌芽状态,其技术方面的发展方向是模糊不清的;在找矿中能起多大作用亦是不肯定的。
总之,一切都还在探索之中。而我们自己当时也在广泛探索。但是,物化探所的化探部门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养成不盲从、独立思考的习惯。例如,我们当时一方面顶住科技向苏联一边倒的潮流,但也并不迷信西方。我们在分析技术上既采用了苏联的快速光谱多元素分析思路,也在发展西方的快速野外比色方法系统;在野外方法研究中强调因地制宜,在不同环境中采用不同工作方法,抵制了千篇一律推行哈萨克斯坦经验的倾向;另一方面也很早就看到苏联在原生晕研究上刚刚萌芽的一些可贵的思想,独立思考地加以发展,致使我们在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早期原生晕研究上一直与苏联并驾齐驱,并远远超过西方。
一个人的习惯是在童年时培养起来的。对子一个单位往往也是如此。物化探研究所的化探在幼稚的童年是在跌打滚爬中度过,但它的一些优良习惯与传统也在此时开始养成。它的研究与生产密切相结合的传统的养成是因为在五十与六十年代中国地质界对化探从未给予童视,因而物化探所的化探工作者必须时时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必须将研究工作与生产工作密切结合,以它不可辩驳的、日益增多的找矿成效,博得更多地质工作者的承认与重视。它的勇于革新,重视技术进步的传统的养成是因为化探是一个刚刚萌芽的新学科,几乎一无所有,理论、方法和技术都远未成熟。因此,物化探研究所的化探工作者必须保持对新鲜事物的敏感,不断从各个学科中吸取新的营养来壮大自己。童年的坎坷与艰辛使学科与人都经受了考验。今天感到庆幸的是,物化探所化探的童年不是在温室或溺爱中度过的,它是在斗争中成长的。
坎坷与艰辛使学科与人都经受了考验。物化探所成立的那一年,谢学锦被打成右派。这于他,是坎坷与艰辛,但不再是幻灭一他得过一次“天花”了,不再得第二次。至于痛苦,谁又没痛苦呢?有的人被痛苦压垮了,有的人踏着痛苦前行了。在乌鲁木齐的那间招待所里,谢学锦说:“我这个人生性散漫,却又好为人师,有人反对,有人压压,并不是件很坏的事。我常常觉得需要有人反对我,使我保持战斗精神。有反对者,会使你不断地完善自己的观点,我这是指学术上的。我有许多思想、希望、作法,都是在反对声中成功的。吹毛求疵之下,会使你考虑得更周到。思路的形成也是如此。有的反对意见,在向你指出陷阱时,其实同时也向你指出了成功的希望。至于政治上的不公平,我尽力装聋作哑。而且这不公平一多,神经也就变得迟钝了,见怪不怪了。遭受不公乎的人一多,比如反右,比如“文革”,痛苦也就变小了,好像别人为你分担了许多。这大概也是一种“集体主义”思想吧!再者,公民地位的失去,还可以使你集中精力搞学术,真正使你心系一处。看看当今的社会吧,凡在学术上有成就的,有谁在反右和“文革”中积极过?积极也有它的代价:耗费时间,污染心灵,扭曲人格。真正靠积极走上仕途获得实惠的毕竟是少数,许多年一过,那些人的多年的积极其实是白费了,伤人也自伤。一生虚度,这是比当右派更残酷的。更残酷的是,其中有些人至今没醒悟,他还在那里“积极”——老想再来一次运动。
难能兴邦,祸以成人。“右派分子”谢学锦在那次右派帽子戴上头后的几年里,以他和他的合作者邵跃不懈的努力,把人们扣在化探上的一顶帽子摘掉了。此前,人们称他探为“皮肤科”,意即化探只能勘查地表的东西(比如通过矿物的地面指示植物,海州香薷就是一例,地里面的东西却无能为力。这的确是个问题,是全世界的化探工作者面临的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辽宁青城子,一座铅锌矿开采完了,矿区走向末路,这时,邵跃去了,不久,谢学锦也去了。两个人结合到一起了,开始了长达七年的“原生晕”研究。也就是说,他们要把化探的技术,向地下挺进。他们要以他们的研究成果,去寻找盲矿了。所谓盲矿,即深埋地下肉眼看不到的矿。他们一炮打响,找到了一个大的盲矿——铅锌银矿。这里讲几句原生晕;按他们的观点,金属从合矿热液中沉淀成矿后,残余矿液继续沿岩石中的裂隙上升,就在矿的周围特别是矿的前缘形成原生晕。这原生晕可以从矿延伸出来几百米,最远可达千米以上,这样,使用灵敏的分析方法在地表发现原生晕,就可以推测深部有盲矿存在。
一炮打响,震动了全国地矿界。是时,全世界还很少有类似的成果报道。现场会召开了,成果推广会召开了,推广得最迅速也最有效的是冶金部。谢学锦很快把他们的研究与实践的成果写成报告,报告获得冶金部推广会的极高评价,唯一的缺陷是会前会议主持人告诉谢学锦:这个报告你不能作,也不以你的名义作。这个缺陷的说法是现在的说法。
此后,原生晕的理论与实践形成了一个系统,在地质找矿中大显身手,许多铜、铅、锌、金、银、钨、锡、钼等盲矿床都可以以此法找到了。
一九六五年,谢学锦在发表了一系列的原生晕研究论文后,完成了十余万字的一本专著《地球化学岩石测量的理论基础与工作方法》。这是在这个领域世界上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可惜的是,谢学锦把这本著作手稿交给单位的头头后,一压就是一年,一直压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一直压到手稿在动乱中一页不剩的散失!永远见不到天日了,也永远失去了国人在这个领域向当代和后代夸说中国领先世界的一个成就,还有那份与之相伴的自豪。
几年后,待到谢学锦可以进入图书馆看书了,他才发现。一九六七年,苏联人在自己的国家出版了一本原生晕研究的专著。一九七七年,西方国家翻译了这本专著。举世惊呼苏联人的成就,举世争说苏联人又一个世界领先。到底是超级大国啊!谢学锦拜读了那本专著的俄文原版及英译,他发现他与他们是同样的思路,同样的方法,在全局的把握与细节的处理上,他自信他的著作比苏联人还技高了一筹。读完两书,他眼睛有点发黑。他把头靠在了书上,他忽然闻到了一股麝香味,沁人心脾的麝香味。开始,他还以为那只是油墨香呢。他熟悉油墨的香味,他喜欢油墨的香味。不一会,那香味变成了一道热液,像地心的岩浆一般滚烫的热液,那热液正在他身上缓缓漫过,他的皮肤在冒烟,在烧焦……使他奇怪的是,他一点不觉得疼痛,他的鼻子感受到的却依然是那股好闻的麝香味……
谢家荣和谢学锦当右派的经历给人一个启示:
科学工作者当右派的最佳年龄是三十至四十岁。太年轻不行,太年轻,科学上还难有根基,很容易被从原来的岗位上赶开,或是在本单位去干杂工,当管理员,干卖饭票、干澡堂服务员,或是被下放农村、农场,他的科技生命也就随之结束。即使日后回到原来的岗位,也不可能干出成就了。从反右到给右派改正,中间隔了二十二年。即便是个天才,也经不住二十二年的荒废。年纪太大也不行,年纪太大科学上虽然有基础,但生命的承受力差,身体容易衰弱。再步步登高很难很难。谢学锦当右派那年是三十四岁,这是最佳年龄中的最佳段。三十四岁的谢学锦在事业上已崭露头角,技压群芳,只要中国还搞化探,他能不会被从化探领域赶开。文章署不署他的名字,工作报告里提不提他的名字都没有关系。三十四岁又是人的一生中生命力量最为强大、旺盛的时候。对灾变、灾难、不公、不平的承受力大,神经已发育成熟像坚韧的钢丝,经得住磕碰且不易断裂。所以说他比他的父亲幸运。他自己也说过,他父亲是少年得志,老年坎坷。他是少年无成,老年顺利。而他中年的坎坷反而磨砺了他的锐气,他用当年泡茶馆的劲头炮工作,心态依然。我一点没有夸张。他心态的年轻使我自惭形秽。他在乌鲁木齐的冰路上跳“芭蕾”是确有其事。他的几年前培养的一位硕士生对我说;谢先生最不高兴的是过生日,特别不高兴在生日时别人起哄要他过生日,他不愿意相信他自己老了。一次,他和这位学生出差,住宿登记时,到填写年龄栏,他却要问他的学生;我今年到底多少岁?这位青年学者说,谢先生的不断创新,对事物的新鲜感,我们这些年轻人都远远不及。正是这位青年学者,几年前就被加拿大一位教授物色好,请他去加拿大读博士学位,全额奖学金。但他没去。一是谢学锦不支持他去,说那位教授是想从他身上“偷”一点中国化探的绝活儿。二是他自己不怎么想去,跟谢先生在一起工作,比在加拿大学的东西要多得多。新疆前几年发现了一座特大型金矿,名为阿希金矿,就是在这位青年学者的帮助下发现的,他的名字叫王学求。
“文革”结束后,谢学锦写了许多论文,其中大部分是用英文撰写,首先发在国外的刊物上的。以后再由他自己翻译成汉文,在国内发表。这个“倒置”的出现,我想与那部手稿的命运有关。在他,那不仅仅是一部手稿,更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中国的一部分。
弄丢那部手稿的人,不承担后果也不用制造负疚的感觉,他的皮肤也不会冒烟起火,他和他的积极们还得继续积极下去。他们大会小会的开,批判谢学锦“之流”,政治上好批,从报纸的社论里随便拿,学术上不大好批,有些人就从来没有进过学术的门,虽然那门如他的家门一样。后来,有人发现,学术上的批判也不难,在门外就可以弄枪弄刀的,而且一句“化而不振”的话,就可以置谢学锦学术世界于死地了。谢学锦一点不分辩。好在,运动高潮一来,他是“人还在,心不死”。运动高潮一过,他又变成“心不死,人还在”——他又得去干活了。
十年浩劫,中国经济濒临破产的边缘,万马齐喑,百业萧条。与此不相称的,正是在十年浩劫中,谢学锦聚集着力量和智慧,为他事业的一个巅峰作着理论与技术的准备,这个事业就叫:中国的化探。
早在一九六四年,谢学锦就已敏锐地感知到,地球化学勘查方法在未来的地质找矿中将扮演重要角色,而要实现这一点,他认为就必须使地球化学勘查方法从仅仅限于局部地区测量用以辅助地质与地球物理找矿的战术性方法转向在大区域,使之成为地质、地球物理找矿的先导。这将是一个战略转变。他认为中国的地理条件特别有利于这个转变。这一思想一直强烈地贯穿于他以后多年的工作,并使他付出了一生中最大最多的精力和时间。与之相应的是,他也因此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一九六五年,谢学锦首赴四川物探队,参与米易幅区域地球化学勘查。他原来是准备去浙江的,一转念,去不得,一去别人就要说他去浙江不是为了工作,而是找好地方游山玩水。能避的他竭力回避。这一避,结果却避出了他的一番大事业。
到了四川,他与四川物探队一块儿上山了。他来到了长江上游的金沙江。在一座壁立的悬崖上,他望着一泻千里,奔腾呼啸的江水,顿觉灵感倏至。一下子他自以为不仅看到而且触摸到了地球化学勘查在中国在世界大面积开花的壮丽图景。各式各样的理论、技术、方法,如江水在他心里涌动,他一下子就抓住了他应当抓住的一个,那是深深打上他个人印记的一个……他的理论,他的技术,他的方法……说来就来的“文化大革命”的腥风血雨都奈何不了他!你可以批斗他,可以让他去喂猪,烧锅炉,可以向他关闭所有图书馆,可以把他从北京赶往蓝田,从北京猿人变成更加原始的蓝田猿人,但你没办法停止他的思维,况且,不还有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么?他是右派,是“文化大革命”重点专政对象,他就有认奴隶好了。奴隶社会不也可以发展生产促进繁荣么?(顺便加一句;一九九二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就有类似的观点)一九七二年,地质部在邵阳召开会议,各地传来的消息非常振奋人心:化探找矿效果非常的好。谢学锦参加了会议。谢学锦向全国的同行说,化探打翻身仗的时候到了,就矿找矿的时代已经过去。一九七三年,待到谢学锦可以进入图书馆,涉猎到世界各国区域化探及地球化学填图的最新成果时,不仅坚定了他的信念,而且看到了外国同行普遍存在的严重缺陷。这时候,他们依然满足于就事论事,小打小闹,他们依然满足化探充当地质找矿的配角,他们在全局的、战略的把握上,比中国同行落后了一大步。一九七五年,谢学锦发表《区域化探数据处理与解释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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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人:谢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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